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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经的道德观念决定中国人的文化传统

最佳答案 《易经》的成书,是一个时代思想的产物。学术界对于商周之际"数 字易卦"的发现与研究让我们看到了《易经》史前学的状态;对《易 经》中所蕴含的史实的发掘越来越让我们对《...

  《易经》的成书,是一个时代思想的产物。学术界对于商周之际“数 字易卦”的发现与研究让我们看到了《易经》史前学的状态;对《易 经》中所蕴含的史实的发掘越来越让我们对《易经》成书的时代有了更 明确的定位,对《易经》作者的思想脉搏也有了更加强烈的感受。《易 经》成书于周代初期的观点,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的普遍认识,越来越 多的证据也倾向于传统的“文王演易”的说法。对于《易经》所反映出 来的思想意识,前人做过不少的探讨,但大都停留在“易为卜筮之书” 的思想认识上。《易经》的形成,固然是筮法发展的必然,但《易经》作 者的用意,却绝不是“为占筮而占筮”,而是借助了筮法这件外衣,来表 达其对政治、社会、人生的认识与反思。可以说,《易经》卦爻辞中所表 现出来的浓重的忧患意识和道德观念,标志着中国先民人文精神的觉醒。

  一商周交替的时代思潮促使道德观念的诞生

  商周的朝代更替,不但是一场政治的革命,也是一次观念的变迁。我们从殷墟甲骨卜辞的记事情况来看,作为殷民族宗祖神的“帝”是殷 人精神生活的最高主宰,也是殷人行为处事的最高根据。殷人是一个非 常迷信的民族,可以说无事不卜、无日不祭,通过卜问来求得“帝”的 意思。

  冯达文进而将其归结为“帝令(不令)某”这样一个基本的语式或 命题,并指出了这一语式所蕴含的人类认识上的意义:

  再看“帝令(不令)某”这个语式中,主词“帝”与宾词 “某”的相互关系。这是由肯定词与否定词直接连结的,不存在 任何中介和条件。这表明殷人还没有注意到,主词与宾词、一般 概念与具体概念、帝与某(物事)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联系,在什 么条件下才出现这种联系,更没有注意到由于条件的不同而产生 的事物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。在他们的观念中,显然以为 “帝”对任何事物的支配都是直接的、任意的、无条件的,因而 是人所无法捉摸、不可把握的,这当然不可能容纳人的认识、人 的主观努力。

  可以说,殷人的思维意识,还停留在以帝神崇拜为标志的原始 宗教信仰的阶段。上天的“帝”权威的强大,恰恰反映了世间的人 的力量的渺小。殷人的精神,可谓完全服从于“帝”的宗教意识, 在这种情况下,人很难发现自身的力量与智慧,更不能对人自身的 行为作出一定的反思,当然也就不会产生人的道德品质的意识。 商朝末年,一方面,商代社会的基本矛盾达到了即将激化的状态, 《诗经•大雅•荡之什》曰:“文王曰咨,咨女殷商,如蜩如螗,如沸如 羹。”描写的就是在纣王的暴政之下人民难以再继续忍受下去的痛苦生 活。另一方面,是商与周边民族矛盾的加剧,这既表现在纣王多次出兵 征伐的军事活动上,也表现在其他民族对纣王的严重不满上。《尚书•牧 誓》曰:“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,是崇是长,是信是使,是以为大夫卿 士。俾暴虐于百姓,以奸宄于商邑。”对于这句话的意思,周秉钧解释 说:“言纣招用诸侯之叛臣,尊之长之,信之用之,以之为大夫卿士,使之危害于百姓,作乱于商国。” 至于这些叛臣怎么作乱于商国姑且不谈, 纣王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公然对其他民族权威的严重亵渎,自然使各地诸 侯纷纷滋生抗议之心。而商周的天命意识的转换与道德意识的产生,便 是从“文武剪商”的军事进程中开始的。《西伯戡黎》记载了文王战胜殷 的属国黎之后,殷臣祖伊向纣王的劝谏之言:

  天子,天既讫我殷命。格人元龟,罔敢知吉。非先王不相我后

  人,惟王淫戏用自绝。故天弃我,不有康食。不虞天性,不迪率典。

  今我民罔弗欲丧,曰:“天曷不降威?大命不挚,今王其如台?”

  这里,祖伊并没有完全匍匐于“天命”之下而看不到“人为”的力 量,他深刻地指出了正是纣王淫乐无极的举动自绝于帝神、自绝于上天 之命。这里,祖伊提出了 “天性”这一概念,即是赋予了 “天” 一定的 道德意味;并且,他还提出了民心背向的问题,首次在“帝” “天”之外 看到了 “民”的力量。如果说祖伊是从殷所面临的严重政治危机环境下 看到了天有其性、民心背向的问题,而武王伐纣的誓词则鲜明地表现出 了对天命德性意识的新观念。《尚书•牧誓》曰:“今予发惟恭行天之 罚。” 武王的这句话,是在指出了一大堆纣王倒行逆施的罪行后说出的, 纣王行事违背天性,故天要惩罚他,这里的“天”,俨然是人间正义与法 则的化身。《左传•昭公二十四年》引《泰誓》曰:“纣有亿兆夷人,亦 有离德;余有乱臣十人,同心同德。”④这是武王伐纣时向军队所作的誓 言。《管子•法禁》篇引《泰誓》亦曰:“纣有臣亿人,亦有亿万之心。 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。”⑤这里的“德” “心”显然含有强烈的道德 意味。

  如果说“文武剪商”的政治、军事活动引发了人们对天命观念的新 思索,催生了人们心性德行意识的萌芽,那么,当周初的统治者在思考、 总结殷商灭亡的历史经验时,便是在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下、在天命的背景下探讨人的德性作用和人自身行为的意义。

  惟王受命,无疆惟休,亦无疆惟恤,呜呼,易其奈何弗敬! (《尚书•召诰》)

  肆予冲人,永思艰!(《尚书•大诰》)

  予造天役,遗大投艰于朕身。(《尚书•大诰》)

  朕言艰日思。(《尚书•大诰》)

  我受命无疆惟休,亦大惟艰。(《尚书•君奭》)

 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,亦不可不监于有殷……服天命,惟有历年; 不其延,惟不敬厥德,乃早坠厥命。(《尚书•大诰》)

  肆惟王其疾敬德。王其德之用,祈天永命。(《尚书•大诰》) 皇天无亲,惟德是辅。(《左传•僖公五年》引《周书》)

  聿修厥德,永言配命,自求多福。(《诗经•大雅•文王》)

  可见,周初的统治者虽然也讲天命,但他们更看重人自身所凸现的 “德”的作用,更看重个人的努力在求得上天赐福上的意义。从这个意 义上说,“敬德配命”观念的提出,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笼罩在人们头 上的浓重的天命观念与宗教意识。徐复观在评论周初宗教中的人文精神 时说:

  周初所强调的敬的观念,与宗教的虔敬,近似而实不同。宗教 的虔诚,是人把自己的主体性消解掉,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 底皈归于神的心理状态。周初所强调的敬,是人的精神,由散漫而 集中,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负的责任之前,凸显出自己 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。